刘罡：中国经济真已走入死胡同？

[12]有学者认为，人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其自身内含难以克服的分裂性和局限性。

(三)理由 理由是理性的体现，是在实践过程中对选择和决定进行解释和辩护的判断。边沁和奥斯丁在其著作中都把法理学范围之限定作为理论追求，也即二者都主张将法律问题的研究区别于政治和伦理，要对法律进行定义，或揭示法律的一般本质。

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因为法理学的知识属性还是需要借助于哲学理论，因此方法论问题可能并不会如此困扰法理学。于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准确描述概念的特性。虽然自然法学家将共同善或者社会福祉作为法律追求的目标，但显然与个体之独立自主地位相适应的法律价值体系还没有出现。德沃金对法哲学领域的二阶研究提出激烈批判，但并不成功。摩尔所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则直接冲击了自然法的认识论基础。

(44)参见郑玉双：《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社会正义》，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07-126页。有很多法哲学家将该原则运用到对法律如何指引行为和促进社会福祉的分析之上。案例一：【误伤己父案】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

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被董仲舒之流承担了下来。[20] 设想一下，没有家庭的无私抚养，那有家庭的延续。在我们的论证中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道德作为人性的自然流淌，自古以来在中国有着磅礴的力量。更令人长太息者,中国古代法学家在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近代西方殖民的冲击下,或花果飘零,或黄钟毁弃。

到了近代，在西方炮舰外交的轰鸣声中，中国学者才来反思中国的落后挨打，其中的一个主要指责就是中国长期执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姗姗来迟。[19] 进入小康（文明社会），道德与权利的冲突日益加剧，我们前面已说到，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横亘数千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斗争之一，而这个思想斗争的背景，实质上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道德与权利的对立，道德是利他的，权利是利己的，道德是舍己的，权利是排他的，道德处处施人以惠，权利往往乘人之危，二者几乎没有交集，不应该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

然而，由于商鞅主观上遗礼义，弃仁恩，[27]的立法思想，进而产生残伤民以骏刑[28]的结果。我们也提到，中国古人对人性有非常达观的认识，所谓食色，性也。而道德羼入权利的例子也多，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商业道德，人们经常强调在经商中要童叟无欺，要货真价实，要遵信守诺，就是想要在利己的行为中注入道德的因子。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心竭任以徇其君矣。

[13]认为道德的传播和践行，是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此后一直到近代，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几乎都沿袭这一国策。孟子性善、养气立论，皆前圣所未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的感悟。

[9]在这里，有了私有财产，有了各为己私，有了家族继承，有了城市，有了战争，有了制度，有了国家，这些是与大同社会相异之处，最引人著目的不同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在大同社会中是发自人性内在的道德情怀，在小康社会不得不再加上礼（伦理）的规约。但董仲舒用《春秋》的故事，根据孔子其在中表达的思想，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有刘向的刑德二机说，指出德与刑各有所施，葛洪、崔寔的主张亦与此靠近。况且道德与权利各有自身的对立统一体，各有自身的运动形式，道德在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建立纽带，让彼此体味人世的温情和美好，人类种的蕃衍得以维系。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三、道德对法律的渗透 道德自觉地体现在法律中，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成就，但这一成就是经过了长期艰难的历程才成就的，如此同语反复，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这一过程的繁复曲折。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25]这两重考虑交织在一起，牢固地把重农抑商确定为中国古代长期的国策。重农抑商的国策，在理论上的考虑是双重的，一重考虑认为农是本业，工商是末业，末业兴则本业绌，本业绌则民无聊生。[30] 所谓督责之术，用李斯的话讲即：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用现在的话简要地说就是：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不能埋怨中国古人没有这样长远的眼光（其实西方人也没有，是事物自身的必然性）去发展资本主义，更不能说老祖宗未曾计及于此是腐朽落后，否则，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酸了。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再看看今天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怎么不让人警惕人们在追求个人享受的同时所放弃的道德责任。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以下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呢？这就是重农抑商。但在中国古代道德与权利的对峙中，道德是占上风的，崇义绌利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巨。法律的道德内涵,是世界法制史中的难题,也是法律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类社会的法学智慧,为此倾注了无数的精力,惜乎至今未能达至普遍的共识。[25] 《盐铁论·本议》 [26]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三部希腊的衰落第五章第二节以及第三卷第三部第九章第三节经济的衰微，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案例二同样是伤害父亲（甲），但乙并不知道甲是自己的生父，且甲从小就把乙送给别人（丙）并由其养大，与丙是事实上的父子关系。案例二：【弃儿殴父案】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

下面选取两个重要的方面谈一下。"[15]强调道德是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是道德的四种主要表现，从本体论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人性之根。

当此之际，孟子从根本上挖掘道德之源，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人性所表现出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制度设置——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按照法律，打父亲要处死刑。[20]权利在各为己私中形成对立，在相互取予中达到同一，让人类的物质财富有无限加增的可能。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但区别在于，西方人视权利为正当，因而把道德义务换算为家长权利，看作理所当然。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但是，道德如何融入法律中？法律中如何体现道德的价值？我们在以上议论中没有看到具体的论证。然后他说到人类应该去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其中的主要标准就是人际关系的友好，而他参照物则是：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以上两个案例用作道德融入法律的范例是很合式的，殴打父辈作为家庭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而入刑，给予更重的惩罚，已经体现了道德关系在法律中的地位。诚然，近代资本主义是由商业活动的加剧和扩张启动的，西方的殖民，海外市场的开拓，使西方人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而随着仗剑经商的不断扩大，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要造出殖民经商的坚船利炮，还可以把科学技术用于工业和农业中，使其商品更有竞争力。